7月20日，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的通報對外公布。通報措辭嚴厲，“不作為、亂作為，監管層層失守”等“狠話”頻現……回望國內環境監管歷程，對一個地方的生態保護問題，進行如此高規格、嚴懲戒的監督前所未有。

　　事實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就已經與社會經濟發展建設并重，成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也并不是一句空喊的口號。這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上中央對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系列決策中逐一可見。

　　然而，在難題更多的執行層面，具體的理念、政策、邊界、領域要怎么確定和管理，并使之行之有效，仍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在日前召開的2017中國生態環保大會上，多位專家學者就生態環保領域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觀點新銳，理念超前。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礦井水協會副主席武強：

　　對礦山環境問題進行科學梳理和必要劃分

　　我國國土遼闊，地形地貌類型非常多，地區條件復雜多變，礦產類型多。礦產資源是各個國家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主要物質基礎。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礦產資源的支撐。礦產資源為GDP創造了很高的價值，但有相當比例的GDP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實現的。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由于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礦山環境問題比較突出，不斷帶來一些環境污染和擾民的問題，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形成制約。

　　如何解決礦山環境問題是環境保護面臨的一件大事。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際礦井水協會副主席武強表示，改革開放以來，礦業發展在政策上面臨了一些問題，管理監督及采礦技術和采礦方法相對滯后，環保管理意識不足，導致本來不應該發生的問題發生了。

　　武強認為，一般來說，礦山環境問題包括礦山的地質環境、水環境、生態環境、大氣環境及空間環境。

　　他表示，要解決礦山環境產生的大量問題，需要按照開采方法、開采工藝、地質條件等因素，把大量礦山環境問題進行科學的梳理和必要的劃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強調，要在問題類型劃分清楚的基礎上，制定出調查的技術并進行礦山環境的調查，獲取大量科學數據，以此了解和判斷礦山環境現狀和將來演化的趨勢，科學合理部署礦山環境的修復治理和監測預警工作。同時，要利用現有的信息科學技術和計算機技術，把大量理論性研究及現場獲得的數據通過信息系統反映出來。

　　“我認為，政策法規雖然是軟的，但它的價值并不亞于修復治理技術本身的硬實力。”談到礦山環境政策法規的研究，武強表示，這對于礦山環境治理是重要的。

　　針對如何對礦山環境問題實施科學的梳理和分類，武強著重提出了三種劃分方案：一是根據礦種的類型和開發方式劃分，例如煤礦、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等等，開采方法有露天、井底等。這個方案的優點是比較具體、細化，缺點是有些重復，這是最理想的方案。二是根據礦山環境演化的歷史、礦業工程活動的全生命周期劃分，在規劃階段對環境問題進行有效分析并提出措施。比如礦山開采完畢后、完成其開采價值后、進入閉礦階段，分別會出現什么樣的礦山問題，會出現哪些正負效應，對此都需要提前做出預測。三是根據礦山環境所出現問題本身的性質進行分類，其中包括五大問題，即“三廢”問題、地面變形問題、含水層破壞和當地供水問題、沙漠化問題和水土流失問題。其中“三廢”問題比較復雜，首先是井工礦山的矸石、廢石渣、尾礦庫，其中隱含的危機是邊坡穩定及分化揚塵，另外會對土壤和地下水產生污染，且堆放占地。同時，對于一些特殊的固體廢棄物，除了這四大效應以外，還有比如煤矸石堆放在晝夜溫差比較大的情況下會自燃、爆炸等現象。另外，有些廢棄物堆積還有放射性污染。

　　環保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主任、環境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凌江：

　　在固廢資源化利用領域提出“無廢”理念

　　2017年，中央針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務，歸納起來就是“三大紅線”“四大體系”“六大任務”。“三大紅線”即生態保障功能基線、環境質量安全底線、自然資源利用上線。“四個體系”即科學適度有序的國土空間布局體系、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產業體系、約束和激勵并舉的生態文明體系、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綠色行動體系。“六大任務”即倡導推廣綠色消費、加快推進生態保護修復、全面推進資源的集約利用、加大環境污染綜合治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在環保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主任、環境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凌江看來，生態文明建設應該是從國家發展的產業體系和制度體系層面來解決的問題，實際上也這是從另一個角度闡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凌江從固體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觀點。

　　他認為，目前，國內固廢資源化利用形勢非常不樂觀。固廢資源化利用的形勢與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凌江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年以來，國家工業固廢的產生量規模在30億噸到33億噸，利用率為60%，每年有14億噸到15億噸的工業固廢是堆存的。而據國土資源部統計數據顯示，到2015年，全國尾礦、廢石達600億噸，總占地面積達到200萬公頃，維護成本比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經營。

　　凌江倡導，在固廢資源化利用領域提出“無廢”的社會理念。他認為，這一理念并不是空想，而是有諸多科技研究成果做支撐。“有觀點認為，循環經濟的最終目標是從原子層面進行回收。如果從原子的層面來看，沒有東西是廢物，只不過是沒有利用它而已。礦山把資源采走了，把環境問題留下了。實際上，沿著上述思路，這個問題是可以避免。另一個觀點認為，循環經濟需要成為從‘教室’走到‘會議室’的主流思潮。目前針對循環經濟，出臺了很多政策、法律，但這還停留在‘教室’階段，相對完善的政策制度設計還沒有跟上，還沒有到‘會議室’階段，還沒有到可以立即行動的階段。”凌江說。

　　那么，固體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應該如何實施？

　　凌江認為，要從認識上明確固體廢棄物的管理邊界。“目前，對固體廢棄物的定義過為寬泛。一些有價值的副產品也可以稱之為廢物，按廢物來管理。這不是很聰明的做法。另外，即便是沒有價值的固體廢物，我們再利用它，這本身也是有利的項目。”他提議，要在策略上針對危害性大、量大的工業固廢突出重點管理，進行分類管理。另外，要通過信息化的手段推動固體廢棄物的分類管理。“固廢管理信息化方面比較滯后，一是因為政府服務的成分比較弱，沒有從用戶的層面來設計；二是我們的固廢管理方面如‘轉移需要審批，經營需要許可’等要求，使已經建立的系統也運行不暢。必須在政府和社會的信息化建設基礎上，共同推進固廢管理信息化。”

　　他還強調，要在策略上鼓勵循環利用。在政策層面，將環境成本加到資源利用中，廢舊資源的價值必然就會提高，它的利用率必然也就能提高。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侯立安：

　　踐行“兩山論”，讓黑水變綠、綠水常綠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水污染成為當下突出的環境污染問題之一，制約社會可持續發展。水污染問題也引發全社會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關注。2015年，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境保護法》、“水十條”等一系列政策出臺，這些措施對水污染防治具有一定的規范效應，但水污染治理并非一日之功。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侯立安在2017年全國環保大會上表示，近幾年，通過有效防治，國內水環境質量確實取得了明顯的改善。地表水水質總體在向好轉變，I類到III類水質，由2010年的59.9%提高到2016年的67.8%，劣V類水質斷面比例下降到7.8%。水資源的供應量也有所改善，黑臭水體的治理也初見成效。

　　侯立安認為，盡管目前水環境的治理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確實還存在一些問題。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少，約在2200立方米左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8%。同時，我國水資源還存在著地域分配、時空分布不均勻的顯著情況。首都人均水資源量150立方米，連聯合國所確定的最貧水地區的1/3都不到。為社會經濟建設做出重要貢獻的京津冀地區人均水資源量還不足300立方米。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與水資源約束趨緊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嚴重缺水的背景下，因為工業的迅猛發展而保護不力，水資源受到了污染。國內目前面臨“水量性缺水問題沒有解決，水質性缺水問題接踵而至”的尷尬與急迫。同時，因諸多因素影響，湖泊、濕地在減少。全國兩次濕地普查結果顯示，自然濕地減少了接近10%，水生態功能日益退化。水安全保障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

　　侯立安表示，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也是最善意的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山論”是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石。要在“兩山論”的指導下，防控水環境的污染，走綠色發展道路。新時期，要盡最大能力將黑水改善為綠水，使綠水更綠更清潔，盡力做到政策法規體系不斷完善，執法督政機制不斷突破，環境治理體系不斷規范，市場手段調節不斷增多。

　　那么，如何讓黑水變綠，綠水更清潔呢？

　　侯立安建議，要落實“水十條”，全面消除黑臭水體，實現源頭污染的控制和減排，進行水質凈化和生態修復，讓受損的生態得到修復。創新發展水經濟模式，用技術來解決黑臭水體的治理問題。加快海綿城市的建設，以科技創新保障水質的安全，以制度創新促進流域區域水源的綠色開發，全面推行“河長制”。

　　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朱坦：

　　在環境承載力基礎上規劃經濟社會發展

　　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而生態文明建設，說到底是要講人與自然和諧，其中，重要的界點就是自然環境的承載力。

　　那么，生態文明建設為什么會成為我國的重要戰略決策？

　　作為環保戰線上的老兵，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朱坦有他自己的體會。

　　他認為，農業文明階段，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小，完全是依賴生態環境。人類社會發展到工業文明，特別是在工業文明的后期，社會經濟發展和自然生態環境發生了矛盾和沖突，這就是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淵源。作為目前重大的國家戰略，生態文明理念最核心的就是尊重自然。地球存在40多億年，地球的存在可以沒有人類，人類的生存不可以離開地球。所以，對自然環境要懷有敬畏之心。同時，對自然客觀規律及資源環境問題的認識，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要順應它，依靠它。

　　在朱坦看來，生態文明的內涵基本上包括三個部分：一是環境的承載力。總量控制需要雙達標，即在排放達標的同時，也要保證特定區域的環境質量達標，這是環境質量的底線。二是生態環境的結構、格局、布局。要按照主體功能規劃，明確在開發活動中對環境影響的紅線，這是生態保護的紅線。三是基礎設施。要不斷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環境、資源、能源的承載力。

　　他指出，搞好生態文明建設，要理念優先、生態優先。要加強頂層設計，把國家“十三五”所有的城市總體規劃、經濟發展規劃、交通規劃、產業規劃等，都統一確定在環境承載力之基礎上來考慮。“現在我很擔心，京津冀就是因為在頂層設計上沒有把底線考慮進去，所以帶來了很多問題。”他認為，環境承載力有很多的問題，包括增量和存量。要解決現實問題，就要不斷提升對生態文明承載力的認識水平。要繼續完善包括體制運行機制、法律法規、規章制度、設計等方面在內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逐步做好精細化管理。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王浩：

　　探索新一代治水模式迫在眉睫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王浩表示，目前，在傳統水問題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的情況下，新的水問題還在不斷出現。探索新一代的治水模式已經成為政府部門和學術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基于對歷史和當前的治水模式進行的初步思考，王浩提出了生態海綿智慧流域建設總體思路及技術途徑。

　　王浩認為，隨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深入，水問題進一步加劇的風險還比較大。

　　針對當前全球治水模式，王浩認為，目前以人工灰色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為核心的治水模式，不能充分發揮流域對水循環的天然調節作用，不能統籌考慮綠色基礎設施對減緩水極致性的作用，應對的手段也較為單一，不能客觀考慮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工程服役時段內對象區域流域水循環多過程的影響，不能充分在服役時段內對它的水問題進行全面科學的評估，很多工程難以達到功能設計的要求。并且，基于水循環、大氣、地表、土壤和地下等要素過程的管理分工模式，與水循環過程、水生態過程、水化學過程和水沙過程的分離式管理相并存，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多輪治水長期未能得到有效解決，水管理的重復和缺位現象是并存的。

　　據王浩介紹，生態海綿智慧流域建設的總體目標，就是通過水資源、水安全、水環境、水生態、水管理、水景觀、水文化、水經濟八個層次的協調調控，構建健康的自然社會水循環系統。這其中主要強調幾個方面：一是社會水循環利用，不要影響河湖水域天然水循環的水體功能；二是水的社會循環不損害自然水循環的客觀規律；三是社會物質循環不積累于自然水系而損害；四是維系或恢復全流域良好的水環境。

　　他強調，生態海綿流域建設的技術框架需要遵循自然規律，充分發揮流域對水循環的天然調節作用，規范人類的資源開發活動，減少對自然水循環擾動。要系統布局，建設土壤水庫和地下水水庫，融合現代信息技術的新進展，實現地表、土壤、地下多過程，水量水質泥沙水生態的聯合調控，最大限度減緩極致化，系統解決流域的水問題。通過土壤水庫、地下水水庫的建設，對水量和水質的調節能力進行評價，并結合流域的水安全和生態安全，對水循環調節能力的需求、對各自建設路徑的調節能力，重新在過程上進行配置，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設模式和措施。

　　王浩表示，生態海綿流域建設高度關注自然地理實體調節能力的發揮和綠色基礎能力的發揮，重在系統的治理和功能的提升。